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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处在城市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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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于2011年9月19日在北京举行，获奖作家毕飞宇在那之前两天到了北京。因为他至今不用手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不得不在他飞往北京前，数次拨打他南京家中的电话，和他约定采访时间、地点。毕飞宇还一再叮嘱：“千万记准，一旦离开家，再和我联系就难了。”言语间是南方男人特有的温和、体贴。
　　在北京如约见面，眼前的毕飞宇一身利落的休闲装扮，笑声爽朗。记者很难将电话里那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男人与眼前这个颇有几分豪气的人联系到一起。他自己则笑言：“我的文字和我的人更是‘搭不上’。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几乎就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是作家。”
　　
　　低产作家成为“获奖大户”
　　毕飞宇以一部描写盲人推拿师的长篇小说《推拿》，捧得了今年的茅盾文学奖。有评论称：“这本书似乎打开了一扇通往沉默、封闭的黑暗世界的门。”读过它的盲人读者更激动，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健全人这样贴近他们的世界，写出他们的快乐与忧伤。而用毕飞宇自己的话说，他其实是扮演了一个“拔河者”的角色——将一片黑暗的世界拉到阳光下。“这只是一个意向，难以实现，幸而我做到了。”
　　1987年，23岁的毕飞宇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老师。他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后来又成为了盲校的老师。1992年，毕飞宇离开学校。几年后，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盲人推拿中心，他也和盲人推拿师有了接触：“通常盲人的防备心重，但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是我学生的学生，我们之间的关系便是特殊的，他们给予我的信任也是特殊的。”
　　毕飞宇总是感叹，上天给了他那么好的机会，让他能走进盲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但最初他并没有动过心思写小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盲人的生活是零打碎敲的，很琐碎，最多能写一篇大散文。”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决定提笔是在2006年年底：“一天晚上，我到这群盲人朋友的住处玩，一对小情侣执意请我吃夜宵。往外走时，我本能地去搀小伙子，却发现过道里的灯坏了，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倒是那个小伙子领着我。到楼下后，他开心地对我说，‘毕老师你发现了吗，你还不如我’。”
　　就那么几秒钟，毕飞宇打定主意，要写一本关于盲人的书。前期几年的相处，已经为他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素材，然后真正开始动笔，不过13个月，一本小说就完成了。“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一点儿都没想过修辞问题，也没想过要达到什么美学目的。这完全是一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那个封闭的世界。”但他也很清楚地知道，这本书，只要写出来了，就等于成功了。
　　《推拿》的成功也颠覆了人们对毕飞宇原有的印象。此前，毕飞宇最为出名的两部作品是小说《青衣》和《玉米》，其中的女性形象分外引人瞩目，他本人也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
　　完成于2000年的《青衣》，描写了一个天赋极高的京剧演员筱燕秋，“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却在执著的艺术追求中迷失了自己。2002年，《青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徐帆的表演更将书中那种“人戏不分”的状态演绎到极致。
　　一个男作家怎会把“水做的青衣”那渗透到骨子里的一招一式描摹得如此生动？毕飞宇说，动笔之前，他拜访了江苏省京剧院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一口京腔，眼神很亮，手腕特别柔软，指头翘翘的。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她说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但我得到了比故事更重要的东西——这个女人的状态。在家里，她可能是贤妻良母，但一转身，高兴了，她人来疯的劲头就出来了，我看到的都是她的表演欲。”
　　《青衣》之后，毕飞宇又创作出《玉米》。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迥异的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彼此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被他表现得深沉而灵动。凭借《玉米》，他击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得2010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近几年，毕飞宇的名字与各大文学奖项紧密相连，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奖……如今又有了茅盾文学奖，被称为“获奖大户”的他坦言：“事实上，从1999年到现在，整整12年，我就写了2部长篇、4部中篇和四五个短篇。我只不过是运气太好了。”
　　小说有“自我生长”的能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评价过自己是一位“有敬业精神的作家”。
　　毕飞宇：我在每部作品上投入的时间、精力、情感都是巨大的。比如《玉米》，一部中篇小说，我写了30天。最长的时候一天有16个小时都坐在电脑前，却只写出两三千字。这和一两个小时换来的五六千字，质量一定不一样。每部作品写完后，我还会反复进行各种调整。有时是几个句子，有时是结构关系，有时是人物出场的时间……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写作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想法吗？
　　毕飞宇：写小说最大的快乐就在于给了它“自我生长”的能力。比如《玉米》，写着写着人物才生动起来，我就将前面的部分全部舍弃。我也尝试过将故事的框架脉络全都梳理清楚，贴在墙上，再往里添料，但这样，工作快感消失了90%。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您写作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毕飞宇：我的写作是有洁癖的。只要有疑问，我就不可能往前走。如果写到后面出现了大的疑问，我一定会回过头将前面的部分全部重写。这个过程会很累，但也很享受。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写作洁癖是怎么养成的？
　　毕飞宇：上世纪90年代，我曾学过一段时间霹雳舞。我发现，那些看上去最轻盈、像面条一样柔软的动作，其实最费劲。这启示了我：一个作家，要把最吃力的部分留给自己，才能让读者读起来最省力。
　　书面语也有口音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作品受您个人生活的影响大吗？
　　毕飞宇：我早期非常注重写作技巧。真正写实是在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让我慢慢有了现实情怀。一个人，只有内心有了诉求，才可能在下笔时达到这一点。
　　环球人物杂志：您和叶兆言、苏童等人，都被划为“江南作家”，您认为一个人的文风和生活的地域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吗？
　　毕飞宇：这种联系一定有。比如，江南作家在语言表达上相对平实、温婉。但我其实出生于江苏兴化，是苏北人。苏北人大大咧咧，所以我的文字算是这群人里最直接、最硬的。一个人的文风就是一个人的口音。口语有口音，书面语也有口音。
　　环球人物杂志：您写了不少农村题材小说，近年来，国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也大多是这一类题材，您怎么看？
　　毕飞宇：这是必然的。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作家才刚刚兴起。我们这辈人可能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但骨子里还是乡下人。中国社会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中国文学同样也处在城市化进程中。
　　环球人物杂志：从早期的《哺乳期的女人》到《青衣》、《玉米》，再到《推拿》，您似乎一直在描写不同的人群、时代，是这样吗？
　　毕飞宇：我想将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以及生长于这个阶段的人们描述出来。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下一部作品呢，打算关注什么人群？
　　毕飞宇：大都市里的医生。从2007年动笔到现在，我已经写了三四十万字，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头。写作最恐怖的一点在于，它非但无法积累经验，反而需要不断破坏自我经验，但其魅力也在于此。